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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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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,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“桐工作”计划,这次会谈,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,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,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,接下来一起看下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?

  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,在公开场合,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,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“迷人的伴侣”。

  抗战初期,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“牺牲到底,抗战到底”的漂亮口号,曾几何时,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,勾勾搭搭,还干了一些“同室操戈”的勾当,深得敌寇的嘉许,究其原因,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,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。

  抗战时期,在降日、卖国的问题上,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,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,这是人所共知的,但是,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、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。

  纵观抗战八年,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,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:第一阶段: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: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,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、政治诱降为辅。在此阶段,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,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,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。

  起初,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,但是,由于“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”,使日寇到处受阻,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,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,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,通过外交途径,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,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“调停”。

 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“和平条件”,其纲要是:“事实上承认满洲国;缔结日华防共协定;停止反日;停止特殊贸易、自由飞行。”上述条件,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,其余不算太苛。12月2日,蒋召集白崇禧、唐生智、徐永昌、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,全体一致认为,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,原则上同意以此为“和平谈判”的基础。

  但是,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,情况发生了变故,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,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,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:对伪满由“事实上承认”变为“正式承认”;扩大华北、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;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;必要的赔偿,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,否则将对中国采取“断然措施”。

  对上述条件,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,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,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,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,日本政府很不满意,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,明确宣布今后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,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,至此,陶德曼“调停”宣告失败,中日双方召回大使,两国断绝外交关系。

  第二阶段: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

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: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,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,即“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”。

  1938年10月下旬,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、武汉,随着占领地域扩大,守备兵力增加,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,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,为了尽早结束战争,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,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,即“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”,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,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,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,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,投到日寇的怀抱,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。

  对此,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,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,他也在不断寻求“和平”的机遇,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,日、蒋接触、会谈极为频繁,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:那时,日本“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,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”。

 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,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“桐工作”计划,这次会谈,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,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,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,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,日、蒋代表先后在香港、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,形成了“意见书”,并整理了“备忘录”,其要点是: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,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;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,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;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……;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,尽可能迅速撤兵等。

  因为上述要点,与中国代表的“和平意见”大同小异,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,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。

  1940年6月8日,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、蒋介石、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,会谈场所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任选一处,6月22日,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,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,日方很快作出反应,同意选址长沙,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,不得危害日、汪代表的安全。

  由于蒋介石“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”,授人以柄,对己不利,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,由于日、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,自然不敢前往,另一方面又因为日、蒋、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,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,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,使蒋十分害怕,鉴于上述诸种原因,使日、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,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。

  第三阶段: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

  此阶段的特点是: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,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、英作战,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,但却未能如愿。

 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“以战养战”、“以华制华”的方针,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,恩威并重,加紧诱降活动,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,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,逼迫其就范。

  1941年12月24日,日本政府制定了《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》,要求“运用形势的变化,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,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”,“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,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”。

 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,蒋介石的思想确实“发生动摇”,担心美、英、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,后果不堪设想,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,于是,想出了一个“两全其美”的办法,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,提出:“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,如再不援救,中国便单独媾和”,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;另一方面,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,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,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,暗中取得谅解,对此,蒋介石称之为“三面政策”。

  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“苦衷”,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,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,鼓吹蒋汪合流。

  1942年底,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,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,为此,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,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:“如果全面和平实现,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,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”。

  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、亲日的“两头马”;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,导致美援泡汤,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“和谈”协定,对此,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,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,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,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,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、取而代之的念头。

  但是,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,日寇又猛然醒悟:“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,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。”

  因此,日、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: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,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“不受侵犯的安全区”,从此,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,便走上由“看战”、“观战”。

  第四阶段: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

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,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,国家命运陷入垂危,已是气息奄奄了,但是,日寇为了垂死挣扎,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“和谈”成功,以全力应付美、英的强大反攻。

  小矶组阁以后,十分痛切地感到日、蒋“和谈”的重要性,1944年9月5日,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。

  日本的条件是:“全国和平后”,“同意蒋介石返南京,建立统一政府”;废除日、汪签订的《日华同盟条约》;“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”;“如果在中国的美、英军队撤退,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”;“满洲国不改变现状”,但“把香港让给中国”等。

  10月初,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,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,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,请对方作好安排,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,缪提出的条件是: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,重庆政府还都南京,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。

  但是,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,遭到了陆军、海军、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,使谈判归于流产,不久,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。

  1945年4月,冲绳失陷,日本举国惊恐,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,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,决定绕过汪伪政权,“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”,经过一番活动,6月,国民党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,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,仍然受到隆重接待,并“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”会谈。

 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,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  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: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,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,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,这是对日、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。

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

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,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,这次会谈,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,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,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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